《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钱志熙著，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346页
生命问题一直是人类生活里的重大问题。对于生命问题的思考，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文学作品中对生命主题的表现。然而迄今少有从历时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至于并不仅仅从文学表现角度而且从梳理生命观的发展史入手来考察研究文学中的生命主题就更少。这本书则首次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谓是开山之作。
本书考察了自远古时代直到唐朝之前中国古代生命观的发展史和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发展变化史。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理性生命观和非理性生命观互相交织，随着时代的变化此消彼长。不仅理性生命观是在非理性生命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非理性生命观也常常利用理性生命观的局限来构筑自己的体系。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播就是典型的例子。而这种消长，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它既与人们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也是与具体的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变化，也每每就是各自时代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状况的曲折反映。文学最为生动的场景就在这里，文学史研究要进一步深入，也不妨就说在此。
本书研究的对象跨哲学和文学两大领域，但并非两个领域的简单相加。作者长于思辨，而于文学史研究成就特著，故多有创见。如作者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分期法，在通行的先秦时期里区分出神话时代、诗经时代和诸子时代来，更为切合对象本身的特点等。作为一部开创之作，本书足以引发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
《佛教征服中国》，（荷兰）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631页
外来文化的进入，常常伴随着本土化和化本土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学术界一直在探讨早期佛教进入中国“中国化”和“化中国”的双向互动过程，本书对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极为有益。它集中描述了形成于公元4世纪到5世纪初的中南部和中部的佛教状况，展现了一部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历史，同时也展现了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本书不是从单纯的思想史角度来研究佛教进入中国这一事件，而是更侧重于分析当时中国人在遭遇这种教义时的具体历史状况，如当时的夷夏关系、政教关系、佛道关系等等。佛教进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因此其意义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观念的“震动”和潜移默化上。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集中清理了佛教进入中国后如何同中国主流思想相融合，如何处理政教关系，进而民众化、普及化的复杂社会过程。作者创造性地作了“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的区分，前者代表了早期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社会行为，后者代表了早期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政府行为。两者与外来佛教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佛教得以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上的认同基础，同时又一起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信仰的理解，导致了民众佛教的兴起和发展。这一理路对于阐明佛教本土化和化本土的问题无疑是极为清晰和具有说服力的，从中我们也可看出文化传播的某些规律性的问题。
《道与逻各斯》，张隆溪著，冯川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308页
目前关于中国阐释学方面的著作甚多，但大多还是停留在引介西方原典学说的层面上，本书则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就中西文学阐释学中共同存在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辨析。作者主张超越东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差异，确认文学和批评传统中共通、共有和共同的东西，其目的在于寻找共同之处的跨文化研究基础，于差异中找到共识，进而以开放的胸襟面对不同的观点与立场，走向诠释的多元化。
值得关注的是，本书作者是身处欧美学术场域的中国人，本书是基于作者切身体会并建立在与西方有关著述的对话基础上完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对东西方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研究的态度与立场。作者在强调学术对话的客观性的同时，采取了一种批判性立场，即针对片面强调文化历史差异而滋生的种族自我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文化沙文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反对把东方文化优越论预先设定为比较研究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反对把西方各种最新时髦理论作为依据和标准，而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在作者看来，任何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其危险性和文化霸权一样，都应加以警惕与反省。
